官兵 配图
默顿是一位牙医，在
1846年，他发现醚可以用来做麻醉剂，减少病人拔牙的痛苦。这个发现轰动一时。另外有一个科学家杰克逊，虽然不知道默顿用的是什么药，但曾经给过默顿一些建议，借过一些工具给他，当听说了默顿的发现后，就去领功。两人于是前往注册，取得发明专利。可是，醚是很容易取得的药物，要保护这项专利十分困难，默顿和杰克逊就经常因为收不到钱而争执。后来，美国法院判决他们的发明专利无效。默顿放弃了行医，终生为自己宣传，结果一穷二白，最后因为忌妒杰克逊，中风而死。杰克逊也没有善终，他最后的七年是在疯人院里度过的。
马克·吐温曾经投资设计了一台三顿重的印刷机。这台机器有
18,000个零件，他共用了1,300个图样，申请一千多项专利。后来，在一宗官司里，两个审查官因为细看这些文件弄到精神错乱。爱迪生对专利权也非常重视。每次他觉得别人偷用了他的发明，他就诉诸法律。他死的时候并不富有，主要原因就是他打官司打得太多。有人作过估计，爱迪生所花的律师费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权所得的收入。
这些辗转求索、锲而不舍的故事，听了令人肃然起敬——可敬的不仅是他们的执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意识。早在公元
15世纪，西方人就已经将无形的知识看作一种财产权，千方百计对它进行界定、评估和保护。到18世纪末，欧美出现了正式的专利法规，通过法制来保障对知识的投资，极大地鼓励了知识的进步。这个方面，亚洲国家是远远落后了。美国有摩天大楼，亚洲要仿效是容易的。美国有硅谷，亚洲要仿效就困难得多。新加坡要搞高科技，马来西亚要搞“多媒体走廊”，香港要搞“数码港”，其最大的障碍，并不在于缺乏商人和政客所津津乐道的资金和土地，而在于缺乏对知识产权评价、资助和保护的商业机制以及法律规范。
在东南亚，假如你看中了一项物业，你自己只需付
20%的金额，其余的80%银行会乐意借给你。只要这项物业增值20%，你的资金回报率就达到100%！但假如你要出版一套丛书，需要预付作者稿费和版税，那银行愿意借给你多少钱呢？一分钱也不借。
提供信息服务的企业，在亚洲筹措资金要比在欧美困难得多。对于亚洲的银行家、商人和政客来说，只有有形的房地产和资金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数码港”中有形的“港”，只是“多媒体走廊”中有形的“走廊”；至于谁来评估和投资“多媒体”和“数码”，又如何保证投资的成果不被猖獗的盗版业吞噬，则几乎没有引起重视。
相比之下，欧美这方面的条件就好得多。他们教育的取向更加灵活；组建小公司非常容易；法庭和银行对知识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有上百年的经验；在无形的思想领域，商人有一套奖励发明创造、甄别南郭先生的标准；而且无论对盗版的打击，还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都远胜亚洲。
亚洲国家要搞信息产业的大跃进，不仅需要改革教育制度，需要自由的经商环境，需要大量保障知识产权的法规以及执法人才，还需要不受政府支配的商业银行以及项目专家。要等到这些，需要几十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