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把握的非典经济观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上期谈到，根据“GDP数字”来评测非典的经济影响，既不可能，也不真实。有些事情，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本期掉转方向，谈几个我有把握的经济观点，当然也是围绕非典的。
几天前，我接到某电视台的采访邀请。心想，他们一定要问什么经济损失之类的话题了。老是回答“天知道”没有新意，便想了一个另类答案，虽然有点天方夜谭，但从经济学概念看，是纯正而可靠的。
假想有一颗药丸，吃了保证不得非典，不吃则可能得非典——但仅仅是可能而已——那么你最高愿意付多少钱买这颗药丸呢？为了药丸你愿意付的最高价格，就是你因害怕染上非典而蒙受的损失的估值（价格再往上提，你就不愿支付了，因为那得不偿失，还不如留着钞票保持恐惧合算。）
拿这个问题去问每个人，把答案累加起来，就差不多是全社会纯因心理恐惧而招致的经济损失。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穷乡僻壤的农民可能是一元，中小城镇的居民可能是五十，大城市的白领一族可能是三百，急于飞赴高危地区展开商务谈判的大款可能是一万。如果平均每人愿意付十元来免除恐惧，那么中国单纯因恐惧非典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就已经是130亿。同理，读者不妨估算一下“艾滋病恐惧”的经济代价。
把这颗药丸的功效神化到“企业级”。哪个企业买下这颗药丸，就能免除非典对这家企业带来的所有经济损失。那么每家企业愿意付多少钱购买这颗药丸呢？全国有八百多万家企业，有些企业愿意出几百元，有些几千，有些几万，有些几百万。如果平均每家有几千到一万元的话，那么中国因非典带来的经济损失就是几百到一千亿。
这是从简单而正统的概念出发的推算，具体数字不能作准。不过，无论从个人还是企业的角度看，非典带来的经济影响，显然都是以“百亿”为数量级的。
第二是非典期间抬高药价的问题。每当物资紧缺的时候，就会有人贩卖假冒商品和抬高物价。但造假贩假与抬高物价是两回事，不能一概而论。造假贩假是诈骗，始终都应该打击，非常时期加强检控力度也是应该。但抬高药价的行为却不然。无论在任何时候，尤其在短缺时期，经济学家都会坚持，让市价自由浮动，好处远远大于害处。
市价是一个重要信号。药品价格异常飙升，不仅向商人发出了强烈的补仓入货信号，而且向用户发出了强烈的省吃俭用信号。价格信号在平时是有用的，而在非常时期，就变得更加有用了——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变得失灵。
短缺的根本原因是货源紧缺。要么就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就去刺激生产，货源充足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否则，就不要去扭曲价格信号。因为在短缺时期，高价格总是更有效地指导了短缺物资的分配，也更有效地刺激了货源的调动和生产——不论这种物资是粮食、用水、车票，还是药物。
第三是非典时期的刺激经济政策。每当灾难降临，受到影响的行业，都会向政府施加压力，寻求财政援助。他们的经济损失是真实的，求助动机是强烈的；但从经济政策评价的角度看，他们的理据却是似是而非的，而政府拯救行业的举措，古往今来都是收效甚微、令渔翁得利的。
问题的核心是，政府没有办法预见灾难会延续多久，没有办法预见哪些经济波动是暂时的，哪些是长期的。经济援助会扭曲商人对市场前景的评估。例如，我们没法知道非典对旅游业的影响会持续多久。这时候，搞旅游促销可能是弄巧反拙的；而对航空公司的救济，很可能反而拖延了他们的结构调整。
政府与其把救援资金用到行业上，或者凭空创造一些本来不需要的临时职位（如香港最近的救市措施），倒不如把钱直接派发到每个市民手上。市民自己更知道应该把钱花在哪里，于是，那些应该得到拯救的企业，就自然得到拯救，而那些应该及时进行关停并转的企业，就不会耽误寻找新生的时机。
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始终是补充市场不足，担当市场因成本太大而无法担当的角色。看见台湾的医护人员哭天抢地要集体逃亡，我们都不由得对祖国大陆的医护人员肃然起敬。在非常时期，成倍、甚至成十倍地提高前线医护人员的待遇，应该没有人有异议。再有富余的资金，就用来增设公共医疗防御体系吧。非典是过去商业行为不曾虑及的新约束，政府来承担这项重任，比花钱去张罗名目繁多的救市计划更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