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发现使资本主义崩溃的力量，预言在我们前面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最重要特征。毫无理由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会有别于所有别的制度而万古长存。情况正相反，生产的物质条件，以及随之变更的人类生活方式，从未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一日千里地变化着。资本主义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它自身的基础，也就势必改变它自身，并在人类的历史中产生一个新的时代。

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即如前所述的那些原则，我们必须在生产的物质手段的进化过程中寻找那些将要破坏或者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的或本质的力量。一旦发现了这些基本力量，就可以追溯它们对阶级间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以及对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影响。

在他生平的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基本经济力量以及被他称作“资本主义”时期的自杀性的历史倾向。他所处理的历史时期和经济体制，属于十八世纪中叶到1867年（《资本论》初版那年）的西欧，特别是英国。

马克思在序言里解释道，“这部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从而预言它的命数。次要的目的是反驳资本主义的卫道者。一些经济学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则说得像自然法则那样不可避免，就像伯克（Burke）宣称的那样：“商业的法则是自然的法则，因此也就是上帝的法则。”马克思认为社会唯一不可回避的法则就是发展的法则，他把这条法则与那些所谓的不可抗拒的法则相对照，并力图表明，那些被经济学者宣称是恒久不变的法则，其实纯粹是暂时的格局，它注定要随着资本主义的毁灭而毁灭。

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可以看作是一套严密编织的论证。但《资本论》仅仅细述了这套论证的第一步，即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力量的分析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对于第二步，即推断社会革命不可阻档，以及第三步，即预言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将来临，他只是作了简要叙述。在这一章里，首先要更清楚地解释什么是我所划分的马克思主义论证的三步曲，然后详细地讨论其中的第三步。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将讨论第二步和第一步。把讨论的顺序倒过来，最有利于详细而严谨的讨论；因为这可以更易于不加偏见地断定推论中每一步的前提都是正确的，从而完全专注于质疑该步所得到的结论是否由它的前提必然导出。马克思论证的三步曲如下。

由此，他推导出一个结论，认为凡存在阶级间社会关系的地方，这种趋势必然导致财富积聚在越来越少人的手里；也就是说，存在着财富和苦难同时增长的倾向（an increase of wealth and misery），财富落到统治阶级即资本家手中，而苦难则落到被统治阶级即工人身上。这第一步将放到第20章（“资本主义及其命数”）中讨论。

第三步预言社会主义最终要到来，我现在开始对它作批判。

这一步的主要前提，要在下一章进行批判，但在这里暂时视为当然正确。这个前提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所有阶级简化为两个，即一个小型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而日益深重的苦难会迫使后者起而反抗其剥削者。结论是：首先，工人必定赢得这场斗争；其次，通过消灭资产阶级，工人必定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因为剩下的只有一个阶级了。

现在我打算承认第一个结论是由前提（当然要再加上一些不容质疑但不那么重要的前提）必然导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资本家为数很少，而且因为他们的物质存在，他们的“新陈代谢”，全赖工人阶级。剥削者，如同公蜂，失去了被剥削者，就要饿死；在任何情况下，他要是损害了被剥削者，他就得像公蜂一样同时了结了他自己的前程。

因此他不能打赢；他顶多只能鏖战不息。另一方面，工人毋需依靠剥削者获得物质供给；一旦工人造反，一旦他决定对现存制度提出挑战，剥削者就大命将乏。工人不伤元气就可以击溃他们的阶级敌人。因此，只有一种可能性，资产阶级要消失。

但这就能推出第二个结论了吗？工人胜利了，就必然导致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了吗？我以为不然。两个阶级转变到只剩一个阶级，并非意味着就会出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阶级可不像个人，即使我们承认在两个阶级相互斗争的时候他们行动起来像个人。

按照马克思自己的分析，阶级的统一或者团结，是他们的阶级觉悟的一部分，而阶级觉悟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一旦不再同仇敌忾，没有理由相信，组成工人阶级的个人依旧万众一心。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都很可能分化以前团结的工人阶级，并发展为新的阶级斗争。（辩证法原理暗示一个新的反题，即一个新的阶级对立必定会迅速形成。

但，当然，辩证法是肤浅而模棱两可的，它可以用来解释一切，因而无阶级的社会也可以说成是有阶级的社会的对立统一。）当然，很有可能，那些在胜利时刻掌握实权的人，那些经过权力斗争和形形色色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人及其部属，会形成一个新的阶级，新社会中的新统治阶级，一种新的贵族阶层或者官僚阶层；而且这些人很有可能还想掩盖这一事实。

要这样做，最方便就莫过于尽其所能保存革命的意识形态，并从这种情绪中捞到好处，而用不着花时费力清除这种情绪（他们完全有可能充分利用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同时又从害怕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的情绪中渔利。利用这种方法，革命的意识形态达到了他们欺骗的目的，它既用来为他们谋取权力，又为他们固巩权力；一句话，用作一种新的“麻醉人民的鸦片”。

按照我们暂时假定成立的马克思的前提，这样一类的事情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当然，我并不打算在此作出历史预言（或者串讲历史上的诸多革命事件）。我仅仅要说明，马克思的结论，即无阶级社会的来临，并不能从前提必然推出。马克思论证过程的第三步不足为信。

此外，我并不想更多断言。就事论事，我看既不能预言社会主义不会到来，也不能说从论证的前提出发很难看到社会主义要到来。譬如，连绵的战火和胜利的喜悦可能有助于大家非常团结，一直持续到建立了禁止剥削和滥用权力的法律为止。（建立对统治者实行民主控制的体制是消灭剥削的唯一保证）。

我认为，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很大程度要靠工人对社会主义思想和自由的热爱，而不是靠对他们本阶级眼前利益的追逐。所有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能够确定的只是阶级斗争并不能总是在被压迫者中维系团结。诚然不乏献身公益事业的例子，但也不乏例子表明，有的工人只顾追求团伙利益，罔顾其他工人的利益冲突，违背被压迫者要团结一致的主张。剥削未必随着资本家的消灭而消灭，完全可能有一些工人攫取特权，对那些时乖命蹇的工人进行剥削。

可见，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有着一大堆的历史可能性。历史预言的方法无法胜任这么多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应该强调，如果因为我们不喜欢某些可能情况，就忽视它们，是最不科学的做法。固然，杂着主观愿望的思想是难免的。但科学思想却不能这样。况且我们应该认识到，所谓的科学的历史预言，对许多人来说提供了一种逃避的方式。它提供了借口，让我们把今天的责任推给未来的天国，它一方极力渲染个人所面临的恶魔般的经济力量，它横扫一切，个人孤立无助，另一方面又投其所好，大谈乐土的神话。

假如我们稍为更仔细地考查这些力量，考查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理论上的批判靠的是经验。但我们要小心不要受马克思的影响曲解了我们的经验，不要偏颇地以为“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是承接“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

社会主义，即无阶级的社会，就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曾表明这样的社会是代替那种无情剥削的经济体制那个他在一个多世纪以前（1845年）描述的，被他叫做“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唯一方案。

事实上，要是有人企图证明承接放纵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能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话，我们只需要用历史史实来驳斥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地球表面消声匿迹，但它却不是由马克思认识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或共产主义体制所代替的。只有在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苏联，我们才看到这样的经济体制，在那里，依照马克思的预言，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但与马克思的预言相悖，政治强权并没有消失的势头。

纵观全球，有组织的政治权力已经深远地影响着经济的运作。放纵的资本主义已经让位给新的历史时期，让位给我们的政治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时代，国家干预经济的时代。

干预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俄国式的，有法西斯独裁式的，也有美国和英国式的民主干预，也有以瑞典为首的“较小型民主”（smaller democracies）干预，在那里，民主干预的技术空前发达。干预史始于马克思的年代，起源于英国的工厂立法。先是引入了48小时工作周，稍后又引入了失业保险金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保险，标志着干预史的新里程。

一眼就能看出，用马克思给资本主义下的定义来定义现代民义的经济体制是多么的荒谬，更不用说再对照一下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的10点计划了。

假如我们删去这份计划中不那么有意义的项目（像“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我们则可以说大部分项目在我们的民主社会已经得到了实现，要么是完全实现，要么是某种程度上实现；除此以外，在迈向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的进程中，已经实现了许多更为重要的进展，而这些进展是马克思想都没想过的。让我在他的计划中信手拣来几点看看：2.征收高额累进税。（实现了）3.废除继承权。（通过高额遗产税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仍可商榷该税是否得课得更重。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因为军事上的原因在1914战争以前在欧洲中部实现了，效益不大。大部分小型民主国家也实现了。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在小型民主国家实现了；仍旧值得怀疑这是否很有效益）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工厂劳动。（在小型民主国家已经完全实现了第一点，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实现了第一点；第二点已经实现了。）

但是，可能有人问这种批评是否适用于所有类似的大规模历史预言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理论上把前提加得足够强以致可以达到一些有用的结论呢？

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做。只要我们把前提加得足够强，我们总可以达到任何我们想要达到的结论。但问题在于，要作出这样的大规模历史预言，我们总要考虑到涉及诸如马克思所称的“意识形态”之类的因素，像道德因素等等，而这些因素是不能归结为经济因素的。但马克思一定会坚决认为这个起点很不科学。他的全部预言建筑在这样一个假定上：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应该被当作独立的且不可预言的因素，它们既依赖于、又又可归结为有形的经济条件，因而它们是可以预测的。

有时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异教徒也承认，社会主义不单纯是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马克思说过：“我们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社会主义的痛苦”，这句话是笼统的，因为一个错误的政策可以把社会主义的降临推迟几个世纪，而一个适当的政策则可以把发展的时间缩到最小。

根据这种解释，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承认，社会主义是否会在革命之后到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献身精神，我们的智慧，换言之，我们的意识形态因素。他们补充说，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本身就是很大的精神激励的源泉，它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是要表明，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让可恶的世界永远延续下去，要么最终产生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我们对第一种可能性毋用考虑。所以马克思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人们越是意识到他们有能力达到第二种可能性，他们就越会迈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飞跃的一步；但更为详细的预言就作不出来了。

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上承认了难以归结为物质经济条件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而也就否认了马克思的方法的适用性。至于那种企图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论点，我们应该重申，从来没有人表明过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可能。

因此，我很同意我们用不着苦苦思索那些永恒不变的丑恶世界。但也用不着去思索那些预言要降临的极乐世界，也用不着靠宣传或者别的非理性的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帮助它的诞生。比方说可以靠技术的发展来改病善目前的环境，也可以靠渐进工程和民主干预的方法（piecemeal engineering and democratic intervention）改善我们生活的世界。

马克思当然会说，这种干预是不可能的，因为史册并非由改良世界的理性计划所谱写的。但他的论点却会导致一个很古怪的结论。如果事物靠理性的方法都不能解决，而非理性的历史力量本身倒可以产生一个更美好更理性的世界，这可真是一个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奇绩了。

好了，我们再次回到了这个论点，即道德和其他意识形态因素不可能成为历史预言的对象，而它们却对历史的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社会技术和政治干预的影响，就属于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社会技术工作者和渐进工程师可以设计新的机构（institutions），改进旧的组织；他们甚至可以设计能够自动产生这些结果的方式和手段；但他们这样做并不能使历史变得更加容易预测。因为他们并不为整个社会设计，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计划能否实现；实际上，这些计划不经多番修改，几乎不可能实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在建设的实践中积累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学会妥协。马克思说得对，史实可不是计划出来的。但社会机构（institutions）是可以设计的，而且它们正在不断地被设计。

只有靠创建机构，循序渐进，我们才可以达到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只有靠创建机构，才能保卫自由，尤其是免于被剥削的自由。

为了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对政治现实的影响，我打算在以下三章，在

讨论他的预言的同时，约略讲一讲它们对当今欧洲历史的影响，透过两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这些影响是巨大的。

这两个政党都没有作好改变社会的准备。俄国共产党，走在最前头，最早夺取了政权，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当前的严峻问题和广泛的牺牲，也没有意识到前面潜在的苦难。社会民主党的机遇来得较晚，多年来没有覆行共产党所覆行的责任。他们的怀疑或许正确，即除了最受沙皇残酷压迫的俄国人民以外，别的人民可能不会起来，承受内战以及未见成效之时所必须付出的痛苦和作出的牺牲。

况且，在1918年到1926年的严峻年代，他们看到俄国的实验结果并不明朗。而且，实在没有揣测其前景的根据。可以说，中欧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差别，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非理性的忠诚，和对之抱怀疑态度更具理性这两者的差别。我是用马克思主义自己的标准来区分“较为理性”和“非理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工业革命的最后结果，而不是倒过来。所以革命应该首先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发生，而要过很久才轮到俄国。

我这么说，并非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开脱，他们无论制定什么政策，总是完全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总是念念不忘社会主义一定会到来。

但这种信仰，又常常伴随着对现状的绝望，对他们工作效果的绝望，对眼前前景的绝望。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学会了如何组织工人，如何用解放全人类的美妙信仰激扬士气，但他们无力准备实现他们的诺言。他们吃透了他们的教科书，他们晓畅“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他们懂得未雨绸缪是科学的乌托邦主义。

马克思本人不是奚落过一个孔德（Comte）的信徒吗？这个信徒在《实证主义者评论》中批评马克思忽视了实际的计划。马克思轻蔑地说：“《实证主义者评论》竟指责我，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处理经济学，进而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

故此，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更懂得不在技术问题上浪费时间。“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抵得上他们的实际规划。当他们国家的工人都团结起来后，当有机会履行他们的责任，为美好的未来建立基础的时候，当他们的时机来到的时候，他们却让工人陷入困境。领导们并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们在等待，资本主义说好了要自杀的，当不可抗拒的资本主义崩溃开始，万事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时候，当他们言而无信，恬不知耻的危险都消失之后，他们便希望自己成为人类的救世主。（事实上，我们应该记住，俄国共产党的成功，无疑部分要归功于他们上台以前一塌糊涂的局势。）他们原先欢迎大萧条，因为预言里说好这是崩溃的开始，可当雨过天青，否极泰来，他们便开始意识到工人渐渐厌倦灌输，厌倦历史解释了。

按照颠扑不破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面临崩溃的最后一步，但仅仅教育工人这一点是不够的。受苦受难的大众需要更多的东西。渐渐地，领导们觉察到等候政治奇迹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但太晚了，时不我待，机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