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假定，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财富和苦难的同时增加，一方面，人数愈来愈少的资本家财富愈来愈多，另一方面，人数愈来愈多的工人苦难却愈来愈重。马克思的预言的第二步与这个假定密切相关。这个假定将在下一章进行批判，在这里先视为当然正确。这个假定推出的结论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阶级结构的发展。它断言，除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外，所有阶级，尤其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势必消失；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的激化，后者的阶级觉悟将日益提高并且团结起来。第二部分指出这种紧张的关系不可调和，因此将导致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我认为这两个结论都不能从其前提导出。我的批评将和上一章所做的类似，也就是说，我将尽力表明，马克思了忽视了大量的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马上就来考察第一个结论，也就是说，除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外，所

有阶级都要消失或者变得微不足道，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团结性一定与日俱增。应该承认，以马克思的财富和苦难俱增的理论为前提，某些由较为弱小的资产阶级组成的中产阶级将会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资本家都骑在许多同类身上”，而这些同类资本家确实会沦落到受薪阶层，这在马克思看来就无异于无产阶级了。这个结果是由于财富的增加，资本越来越增加，而且越发集中在为数日减的人的手里造成的。

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中产阶级的下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以前的中产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沦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竟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这样的描述当然是相当准确的，对手工业者来更是如此；而且确实很多无产者来自农民队伍。

这毋宁显示出至少有一种分野的可能性，农业劳工可能太过依赖他的主人，以致不能和工业无产阶级一道致力于共同的事业。而佃农和农民更容易选择支持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这些可能性正是马克思自己提起的；而一个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工人的计划，它第一点就要求“剥夺所有地产”，是很难抗衡这种倾向的。

这至少表明农村的中产阶级不会消失，而农村的无产者不会和工业的无产者融合。这还不算，马克思自己的分析表明，对资本家来说，激起受薪阶层的分裂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自己看到的，这至少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达到。一种是造成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它既依赖于资本家的慈悲又自视高于手工工人。另外一种方法是利用社会的最下层，马克思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群人中可以招募到把自己出卖给阶级敌人的人。他承认递增的苦难会增加这个阶层的人数；这个发展并不利于所有被压迫者的团结。

但即使苦难增加，工人阶级也不一定会团结一致。众所周知，递增的苦难造成反抗，更会造成暴动。但我们的前提是说，在社会革命胜利以前，苦难不会消除。这意味着造反的工人会在改善生活的徒劳无功的尝试中屡遭打击。但这样的发展未必会令工人产生阶级觉悟，令他们为本阶级感到骄傲，坚信他们的使命；这毋宁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属于捱打的一群。如果工人不铭记他们的数量和潜在的经济实力正在壮大的事实而自强不息，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马克思预言，除了无产阶级本身和资产阶级两个极端外，所有的阶级都趋于消失。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这不一定会发生，即使是工业工人的团结，如果遭到暗中破坏，自身还前途叵测呢。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论证的第二步的第一个结论并非必然。但正如我对第三步的批评一样，这里我得说明我并不想用另外一个历史预言代替马克思的那个。我并不断言他的预言不会实现，也不断言我所描述的替代可能性会完全实现。（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激进派靠背叛、受贿和阶级立场不坚定等惯用的罪名搪那些不符合预言图式的发展，足见难以否认这种可能性。）对于每一个亲见导向法西斯主义的发展的人来说，这些可能性会发生是显而易见的，我所提到的可能阶层实际上都在法西斯运动中担当了角色。但用不着史实，单纯是可能性，就足以摧毁马克思论证的第二步所达到的第一个结论了。

一眼看上去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意思是清楚的。他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一个历史概念。这多少意味着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推波助澜。换句话说，这是无产阶级最终胜利的两大阶级斗争的转变时期的名字。当问及“社会革命”这个词是否意味着两大阶级的一场暴力内战时，马克思回答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避免战争的前景是不明朗的。他应该还会进一步说，这问题并不要紧，从历史预言的角度来看，这毕竟是次要的。社会生活就是暴力的，马克思坚持说，阶级斗争每天都要牺牲。重要的是结果，是社会主义。力争赢得这个结果是“社会革命”的本质特征。

现在假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成立的，或者是直觉上明晰的，那么这种对“社会革命”的解释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但既然我们必须用社会革命的理论作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的一个步骤，那么这个解释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假如在这个论证中，我们试图把社会革命说成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那么这个论证就变成了循环论证，这好比某人向某医生求教，问他一个病人是否会死去，医生坦白说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只知道它会转变成为“致命的病”（假如病人没有死，这就还不是“致命的病”；而假如一场革命不能导致社会主义那么这还不算是“社会革命”。）我们也可以给出这个批判的一般形式：在预言的三步中，任何一步都不能从它的下一步推出。

这些思考表明，为了适当地重建马克思的论证，我们必须给社会革命赋予新的意义，使之与社会主义无关，以便让社会革命的概念在论证中尽可能地独立起作用。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赋予这样的意义。社会革命就是一场尽可能联合无产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如果取得这个目标，以及反抗所有对手复辟需要暴力的话，就决不放弃暴力。这种定义避免了刚才提到的困难；只要第三步成立，它就适合于第三步；这为第三步能够说得通提供了足够狡辩。而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尤其是把这种方法和历史倾向相结合，能避免明确表示在这一历史阶段是否应该使用暴力。

但即便从历史预言的观点看，刚才建议的定义，对暴力的使用是语焉不详的，这远远不是透过道德和法律的观点来看的，认清这一点很重要。从道德和法律的观点来看，这里建议的社会革命无疑引发了暴力，实际上有无使用暴力，比起有无使用暴力的倾向，并不那么重要；何况我们已经假定，不达目的，不放弃暴力呢。不仅从道德的和法律的观点看，即便从看待事物的一般观点看，不吝暴力的决心，正是把社会革命断定为扇动暴力的关键准绳。因为一个人如果决定利用暴力来达到他的目的，则我们可以说对于所有的意向和目标，他都采取了暴力的态度，而不论他是否在一件具体事件上施行了暴力。

众所公认，我们和马克思一样难以捉摸这个人将来的举动，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会求助于暴力。（因此在难料何时采取暴力这一点上我们的定义是和马克思的一致的。）但假如我们不使用历史预言的方法，而采用普通的方法测定这个人的态度，则这种不确定性显然会消失。现在我要说清楚，我认为，从实际政治的观点看，这个容许暴力革命的预言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最有害的因素，我先要扼要解释我何出此言，再开始我的分析。我并非在一切情况下一概反对暴力，我相信一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所说的，在暴君治下，若走投无路弑君是许可的，而一场暴力斗争是正文的。

但我也相信任何这一类的革命的目的应该只有唯一一个，就是建立民主政体；而这种民主政体的含义，并不是笼统的像“人民的专政”或是“大多数人的统治”之类，而是一套政治架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普选，也就是人民罢黜他们的政府的权力），它允许公众对统治者实行控制，允许被统治者罢免统治者，它使得被统治者毋须使用暴力即可进行改革，哪怕这种改革违背统治者的意愿。换言之，只有在暴君治下，避免了暴力就无法改革的时候，使用暴力才是正义的，而且这种暴力应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带来一个毋须暴力就可以进行改革的国家。

我相信我们不应该企图利用暴力获得别的东西。因为我相信这种企图包含着破坏所有理性改革的前景的风险。拖长使用暴力的时间最终会丧失自由，因为可以相信，持久的暴力并不带来一个不带偏见的理性的统治，而是强人的统治。这样，一场暴力革命，如果除了摧毁暴政之余还别有用心的话，它一旦达到了目的，也就等于带来了另一场暴政。

还有且只有一种在实际政治中的暴力，我认为是正义的。我指的是，一旦获得了民主，对任何矛头指向民主政府和民主程序的攻击的抵抗斗争（无论这种攻击来自民主政体的内部还是外部）。任何这一类的攻击，尤其是当它来自掌权的政府内部，或是当它受到政府的默许的时候，就应该遭到所有忠诚公民的抵制甚至使用暴力。

事实上，民主的运作，很大程度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上：一个试图滥用自己的权力和使自己形成暴政的政府（又或是默许别人建立暴政的政府），它本身是非法的。把这样的政府视作罪恶，把政府的成员视作危险的匪徒，不仅是公民们的权力，也是公民们的职责。但我认为，这种抵抗破坏民主的暴力应该慎用。这种抵抗的唯一目的是拯救民主，这一点决不能含糊。企图利用反暴政的局势混水摸鱼，就恰如本意引入暴政一样是罪恶；即使是真心想靠威吓民主之敌来拯救民主，也只是很坏的捍卫民主的方法。事实上，这种威吓随时可能打乱民主卫士阵营而泰阿倒持。

这些讨论表明，一个成功的民主政体，需要捍卫者给出确切的有章可循的准则。这一章的稍后部分将会开列一些这样的规则。这里我只想说清楚，为什么我把马克思主义倾向暴力的态度看作是任何涉及马克思的分析都应该处理的重要课题。

按照对社会革命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区分两大马克思主义集团，激进派和温和派（粗略而不精确地对应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拒绝讨论暴力革命是否正义；他们说他们不是道德家，而是科学家，他们不想沉思默想现实应该是什么，而只是着眼于现实是什么和将会是什么。换言之，他们只把自己局限在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上。但姑且让我们假设我们已经劝服他们来讨论社会革命是否正义的问题吧。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们会发现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原则上同意那个古老的观点，即暴力革命只有在它的矛头指向暴政的时候才是正义的。但再往前迈一步，两个派别就出现歧见了。

激进派坚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有阶级统治必然是专制的，也就是暴政的。这样，只有靠抛弃资本主义，必要的话便使用暴力，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温和派不同意这种观点，而是坚持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用和平渐进的改革引入社会主义革命。但即使温和派也认为这样的和平发展是不明确的，他们指出，如果资本家意识到在民主的战场上会被工人打败，他他们就会起而借助暴力，而这时工人以牙还牙，用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正义的。

两派都声称他们代表真正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由于马克思的历史预言的方法之故，他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不仅如此，他在有生之年似乎改变了立场，开始是个激进派，后来采取了更为温和的立场。

我打算先分析激进派的论点，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符合《资本论》的主要教义：资本家和工人的敌对关系必定日益激化，而且不可调和，所以资本主义必定被摧毁，而不是被改进。

最好先引用一下《资本论》中马克思最后总结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倾向”的经典段落。他说道：“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的、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丧种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这段经典看，毫无疑问，马克思《资本论》教义的重点，在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不可能，在于用暴力摈弃资本主义的预言，这是和激进派相一致的教义。这个教义也极为符合我们划分的预言论证的三步曲。因为如果我们不仅把第二步的前提，而且把第二步的第一个结论视为当然的话，那么必然会得出暴力革命的预言，这与我们在《资本论》中所选的段落一致。（而工人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这一点上一章讨论过）的确，很难想像，假如工人的苦难不能用别的方式消除，同心同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最终不会决心破坏社会秩序。但这也还不足为第二个结论辩护。因为我们已经表明，第一个结论是无效的；而仅仅依据前提，从俱增的财富和苦难出发，社会革命并非不可抗拒。

正如我们在分析第三步时指出，我们可以说爆发反叛可能不可避免；但由于既不保证阶级团结，又不保证工人中的阶级觉悟必然提高，则这种反叛与社会革命就不是一回事了。（他们可能打输，所以若假定他们代表社会革命，就与第三步有出入。）

激进派的这种观点至少非常吻合预言的论证，相反，温和派的论点却把它弄得面全非。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违背其理论的改革，但在他看来，工人命运的改善，从不构成对他的理论的反驳。他的武断的关于社会革命的预言使他把这些改革解释成它的前奏，甚至是它的开始。

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得出结论，在美国，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会完全受到和平和合法手段的影响。他当然不会忘记补充，要不是广大奴隶的叛乱，英国的统治阶级不屈服于这些和平和合法的革命”。这份报告与马克思逝世前三年所写一的封信相符合：“我的党认为一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按照历史的先例是可能的”，要注明，至至少在这些言谈中，他第一次相当清楚地表达了“温和派”的理论，也就是统治阶级要是屈服，暴力革命就可以避免的理论。

在我看来，这些温和派的理论破坏了整个预言论证。它们暗示了妥协的可能，暗示了资本主义逐步改革的可能，暗示了调和阶级敌对的可能。

但整个预言论证的唯一基础是阶级敌对的激化。通过双方妥协达到的逐步改革，最终竟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这是不合逻辑的；工人们已经学会了靠逐步改革改善命运，为什么不会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呢，哪怕这种方法不会带来“全面胜利”（即统治阶级的屈服）也罢；他们为什么不和资本家妥协，寄望于生产手段的进步，而宁愿孤注一掷，视暴力冲突为已任呢。只有当我们设想“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有身上的枷锁”，只有当我们设想苦难增加的定律奏效，或是改善生活是不可能的，只有那样我们才能预言工人们会被迫图谋推翻整个制度。这个“社会革命”的逐步进化的解释就这样破坏了马克思整个论证，从头到尾；马克思主义剩下的只有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如果还要再试用历史预言的话，那么它只得建立在一个全新的论证之上了。

按照马克思后期的观点以及温和派的观点，假如我们试图建筑一个修正的论证，尽可能保留原有的理论，那么我们得到的论证，完全建筑在这个声明上：劳动阶级现在代表着，或有朝一日会代表人民的大多数。这个论证是这样进行的。资本主义会被“社会革命”改变，被我们特指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进步所改变。革命要通过民主和暴力交替的方式进行。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资本家如何抵抗。但无论如何，尤其在和平发展的情况下，一定要以工人们取得“统治地位”为结束，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他们必须赢得“民主的战斗”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自觉的独立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即使是在这种温和的和几经修正的形式中，预言也是不足为信的。理由如下。假如有可能进行逐步改革，就要放弃苦难增加的理论；工业工人有朝一日成为“绝大多数”的断言便不攻而破。我并非默认这个断言真的能从马克思苦难增加的理论推得，因为这个理论从来没有充分注意佃农和农民。如果解释中产阶级沦为无产阶级的苦难增加的理论并不奏效，则我们定会发现一个相当大的中产阶级继续存在（或者兴起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而它可能与另外一些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反对工人争取权力，谁也说不准这场竟争的结局。

事实上，统计学不再显示半点产业工人的数目相对于居民中其他阶级的数目有所增加的趋向。倒有相反的趋向，尽管生产设备的积累确在不断增加。这个事实本身就驳斥了经过修正的预言论证。重要的只是我们观察到（这个观察与历史决定论者的预言的虚伪标准并不一致），社会改革主要是在被压迫者的压力下进行的，或者（如果喜欢这个术语的话）是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进行的，也就是说，被压迫者的解放主要是被压迫者自己的成就。

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无论是激进派的还是温和派的，都无法使预言令人信服，事实上它不可救药。但要对这一点大彻大悟，单是反驳经过修正的预言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在激进派和温和马克思党派中都存在的对暴力问题的含混态度。我肯定，这个态度对是否会赢得“为民主而战”的胜利这个问题大有影响；因为温和马克思党派无论在什么地方赢得普选或是接近於胜出，原因之一似乎是他们吸引了中产阶级的大部分。这是由于他们的人道主义，由于他们争取自由和反对压迫的立场，但他们对暴力的态度上的系统化的含混不仅趋于中和了这种吸引力，还直接增进了反民主者、反人道者以及法西斯主义者的利益。

从这个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两处密切相关的含混，都是很重要的。其一是建立在历史决定论方法上的对待暴力的含混态度。其二是《宣言》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含混解释。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此话怎讲？这可能是指，有时的确也这样解释，即工人党具有每一个民主党所具有的无害的而明确的目的，即要吸收大多数并成立政府。但这也可能指，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暗示它的意思明明白白是：政党一旦掌权，就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就是说，它将利用大多数人的选票使别人很难再用民主的方式重新掌权。这两种解释的差别非同小可，假如一个一度占少数的政党计划压制另外一个政党，无论企图借助暴力还是靠拉笼大多数的选票，都默认了当时占大多数的政党也有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埋怨压迫，道义上就不再理直气壮了；而事实上，这种解释确实被掌权派所利用。

我不妨把这种含混简称为暴力的含混和执掌政权的含混。这两者都植根于历史决定论方法的晦涩不明，也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假如国家本质上是阶级专政，那么一来暴力是许可的，二来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么关心形式上的民主只是缺乏历史直觉的表现；归根结蒂，正如列宁所说的：民主……只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

这两种含混都在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策略理论中扮演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系统地误用使他们可以扩大招兵买马的领域。但是，这个策略上的优势也容易在关键的时候变成劣势；在任何激进派认为时辰已到，要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这个策略都可能导致分裂。

我们不妨选录帕克斯（Parkes）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的剖析，说明激进派利用系统含混的手法。“美国共产党不仅宣称他们现在不鼓吹革命，而且以前也从来没有鼓吹过革命，既然如此，摘引几句共产国际的计划（1928年起草）就合适不过了。”帕克斯从这个计划中引录了以下这些段落：“夺取政权不是指和平地利用议会的大多数‘虏获’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夺取政权，是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破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党面临着领导大多数人直接进攻资产阶级国家的任务。这样做是通过……宣传……和……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包括……最后是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后者是最高形式，一定要按照战争的原则来指导。”

人们看到，通过这些摘录，计划的这些部分的是毫不含糊的；但这也不妨碍这个党系统地利用暴力这个词的含糊之处，假如策略上需要，就退缩为“社会革命”一词的非暴力那类解释；这可管不上背离了《共产党宣言》的总结段落了（它也被1928年的那份计划所保留）：“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但温和派系统地利用暴力一词的含混的方法，是指它解释成争取政权，这一点更为重要。它尤其为恩格斯所发展，他以上面引述的马克思的更为温和的观点为基础，使之成为左右历史发展的战略理论。

这个学说可以表述为：假如可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更喜欢一场和平而民主的运动。但作为政治现实主义者，当我们有能力取得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预料资本家大概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恐怕宁愿破坏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不会畏缩，而要反击，并夺取政权。而由于这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我们要让工人做好准备；不然我们就会出卖了我们的事业。这是恩格期有关的段落：“这时，合法程序运行得顺顺当当，以致在它有生之年唾弃它简直是疯了。再等等看，会不会是资本家先破坏这个制度，好逼咱们揭竿而起。打响第一枪吧，资产阶级的绅士们!放心吧，他们会先开枪的。良辰吉日，终将到来，资本家看厌了社会主义力量迅速增长，会萌生违法和施暴的念头的。”接着便使用系统化的含混了。

这种含混是一种威胁；因为在后面一段，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绅士们”和盘托出：“要是你们破坏了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就免得行动、或是按兵不动了，随其所好吧。但将要发生什么，它可就再由不得你了!”

真有意思，看看这学说和原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天壤之别，后者预言，革命的到来，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加深压迫的结果，而不是得胜的劳动阶级对资产阶级加深压迫的结果。

这种异乎寻常的改变表明，实际社会发展其实是苦难的减少。但恩格斯的新学说，把革命的、或更准确地说是反革命的主动性让给了资本家，真荒唐的策略，注定要失败。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诲说，工人革命将会在一场深刻的衰退中爆发，这是当政治体制被经济体制的崩溃削弱的时候，一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工人的胜利。

但假如邀请“资产阶级的先生们”打响第一枪的话，他们会那么愚蠢，不晓得选时择日吗？他们难道不会蓄心积虑，动筹帷幄吗？按照他的理论，由于他们是掌权者，他们的准备难道不意味着机械化的武装，对付渐入绝境的工人吗？对理论修修补补应付不了批评，工人不会等到对方起义了才起义，而会先下手为强，这是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假定，掌权派总是更易于抢先做好准备假如工人准备木棒，他们就准备来福枪；工人来福枪，他们来福炮；工人大炮，他们就空袭，如此等等。

但这样的批评，这么细致，又佐以事实的确证，也还是肤浅的。对这个学说的重要批评要更深刻得多。我现在提出的批判试图表明，无论是这个学说的前提还是它的战略后果，都可能恰恰导致这个学说所预言的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反民主的行动，尽管这个学说声称资产阶级中的反民主因素将会增强且其结果是内战，同时还声称（含混地）它对此深恶痛绝。而我们知道这个学说将导致失败，导致法西斯主义。

与这种政策相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策可以标志为一种令工人怀疑民主的政策。“在现实中，国家只不过是，”恩格斯说：“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君主制是这样，民主共和制也一点不例外。”但他这种观点一定会产生这样一些结果。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学会，“谁在国家中掌权？”的问题，和“如何行使权力？”以及“应该行使多大权力？”的问题比较起来，前者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该学会，长远而言，所有政治问题其实只是体制的问题，是法律架构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迈向公平社会的进步，只能靠体制对权力的制衡来保障。

像上一章所做那样，现在我要让大家看看预言的第二步对当今历史发展的影响，以便更清楚地认识第二步。所有政党都会在其对手不得人心的举动中持有“既得利益”。他们靠此为生，因而倾向于揣摩、强调、甚至期盼这些举动。只要不沾染什么责任，他们可能甚至鼓励其对手犯政治错误。

这一点，加上恩格斯的理论，导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期望其对手采取反民主的政治行动。他们并非拚死拚活和这些行动斗争，而是乐哈哈地对其追随者说：“瞧这帮人干的。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民主。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由和平等!算总帐那天，可别把这忘了”（算总帐这个词含混不清，不知是指选举那天还是指起义那天。）如果任凭对手自我暴露，为所欲为到反民主的程度，就会导致灾难。这种政策，面对着真正的与日俱增的对民主体制的威胁，只说大话，不干实事。这是一种谈论战争、实行和平的政策，而这又把谈论和平、实行战争的韬略教给了法西斯主义者。

刚才提到的那种证焉不详，毫无疑问被那些想要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者所玩弄。因为我们必须延续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有这样一些团体，他们在所谓资本家之中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政党所采取的政策。

况且，这种做法无力捍卫民主。狗还听话的时候，你就用鞭子；当你想它弃恶从善时，鞭子就不会奏效。捍卫民主，要坚持让想反民主的做法代价高昂；比民主妥协的代价更为高昂……不论工人采取何种形式的不民主的压迫，都会导致相同的，或甚至是反民主的反压迫挑起一场反民主的运动。这样一场反民主的运动；由统治者挑起，当然比由被统治者挑起要危险得多、严重得多，工人们有责任与这种危险的举动坚决斗争，在它密谋未果之时就消灭它。但工人们现在怎么能借民主之名来作战呢？他们自己反民主的行动给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民主的敌人，提供了机会。

假如你愿意，可以把上述事实作另一番解释，你可以总结说：“民主不好”。这的确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的结论。在他们自以为是民主的战斗（这场战斗在他们设立了战略学说时实际已经输了）输了以后，他们说：“我们太宽厚了，太人道了下次我们可真要搞个流血的革命了。”这就像一个人，打输了一场拳击之后，总结出：拳击不好我本该用棍子。

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把阶级战争的理论教给工人，把战争的实践教给反动的顽固的资产阶级。马克思谈论战争。他的敌人洗耳聆听；他们然后开始大谈和平，指责工人好斗；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否认这个指控，因为阶级斗争是他们的口号。而法西斯主义者则付诸行动。

到这里，主要分析了某些较为“激进的”社会民主党派，他们完全依据恩格斯含混的战略学说来建立他们的政策。像上一章所讨论的，由于缺乏切实的计划，他们的做法恶化了恩格斯战略学说的灾难性后果。而共产党人也在某些国家某些时期采用了这里所批判的战略，尤其在那些其他党派，比如社会民主党或是工党遵守民主规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