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资本主义及其命数

在开始解释马克思预言论证的第一步的细节以前，我要非常扼要地描述一下它的主体思想。

这样，资本积累成了自杀性的和自我矛盾的过程，尽管事实上它促使技术进步、经济进步和历史进步朝向社会主义。

第一步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以及生产资料积累的规律。结论是财富和苦难增加的规律。讨论一开始，我就先解释这些前提和结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扮演重要角色。“竞争的战斗”，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那样，是在争相削价销售的过程中进行的。“但产品的廉宜”，马克思解释说，“假如别的不变，则取决于劳动生产力，而它又取决于生产的规模”。因为大规模的生产通常可以使用更多更专业的设备；这就会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让资本家得以在低价上生产和销售。“大资本家因而优于小资本家，……竞争，总是以许多较小资本家倒闭以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征服者手中为结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通过信贷系统，这场运动得到加速发展。）

“苦难增加”这个词，马克思用来形容两件不同的事情。它可以形容苦难的范围，形容涉及到更多的人民；或者形容人民受的苦难的程度。马克思肯定认为，苦难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在增加。但要支持他的观点，却用不着这么细分。为了达到预言的对“苦难增加”一个词广义的解释，一样（如果不是更好的话）行得通；也就是，把它解释为苦难范围的扩大，至于程度则可加深也可不加深，只要不减缓就行。

但还要作一个更进一步而且重要得多的解释。对马克思来说，苦难增加，根本上包含着对就业工人剥削的增加；不仅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必须承认，失业工人也不仅在数目上而且在程度上承受着苦难的增加，马克思叫他们做“剩余人口”或者“产业后备军”。但失业工人的作用，是对就业工人施加压力，从而帮助资本家榨取就业工人的利润，剥削他们。马克思写到：“产业后备军属于资本主义，仿佛他们的数目是由资本家按其成本培植的。资本为了满足自己变动的需要，产生了一个随时待命的可剥削的人力资源储备……在萧条和半繁荣时期，产业后备军持续对就业工人产生压力；而在生产过剩的繁荣时期，它又令就业工人快马加鞭。”

按照马克思所说，苦难增加，本质是对劳动力剥削的增加；而由于搂业劳动力不受剥削，他们在此过程中只作为资本家剥就业工人的无俸助手罢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指出，失业是一个经验事实，证明了苦难增加的预言，只有在它与对就业工人的剥削增加同时发生的时候，即工时更长实际工资更短时方可成立。

这么解释“苦难增加”这个词足够充分了。但还需解释马克思声称他发现的苦难增加的规律。这里我指的是马克思的那个学说，所有预言论证都建立于其上的那个学说，即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减缓工人的苦难，因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制让资本家处于强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他如果不想屈服于它，就要把它转嫁给工人。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不肯妥协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不能满足工人的任何重大要求的原因，即便他们想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改良，只能推翻”的原因。很显然，这个规律是第一步的有决定意义的结论。另外一个结论，财富的增加，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只要这些增加的财富不被工人分享即可。马克思断言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成了我们分析批判的主要对象。但在开始表停和批判马克思支持这一断言的论证之前，我先要简单地解释一下结论的第一部分，即财富增加的理论。

马克思观察到的迈向财富的积累和集中的趋势，是无可质疑的。他的生产力增长的理论，主体而言，现实中也鲜有例外。虽然一个企业生产力的提高，其收益是有极限的，但机器的增加和改进所带来的收益是没什么限度的。但考虑到资本积累到越来越少人手里的倾向，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毫无疑问，确有这种倾向，而我们会承认，在放纵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有抗衡的力量。在这部分，马克思的分析其实是对放纵的资本主义的描述，这无可异议。但若把它看作是预言，它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因为我们知道，通过立法，有很多手段可以干预。税收以及遗产税可以很有效地对抗财富稷聚，而且已经这么实施了。

反托拉蓁的立法也已经实施了，虽然可能不那么见效。评价马克思预言论证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在这些方面进行重大改革的可能性；而正如前面几章所做的，我要宣告，马克思预言财富积聚在日益减少的资本家手里所依据的论证不足为信。

解释过第一步的主要前提和结论，也反驳了它第一个结论后，我们可以全神贯注于马克思得出另一个结论的推导过程，即苦难增加的预言性规律的推导过程了。

在他建立这个预言的努力中，可以区分出三种思维倾向。它们将在这一章以下四节处理，并冠以这样的标题：Ⅰ：价值理论；Ⅱ：剩余人口对工资的影响，Ⅲ：经济周期；Ⅳ：利润率下降效应。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它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石，但我则认为是次要部分；真的，我之所以打算讨论它，而不是马上开始下一小节，唯一的理由是普遍都认为它重要，而不加以讨论也不能证明我不以为然的理由。

但我马上要澄清，当我说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累赘的一部分时，我是在为马克思辩护而不是攻击他。因为许多批评者已经表明，价值理论本身是软弱无力的，少有疑问，大体上他们相当正确。但就算价值理论错了，如果马克思的关键的历史-政治学说可以独立于这个富有争议的理论而建立起来的话，这只会加强了马克思义的地位。

假如你需要一个木匠，你就得按工时付酬。如果你问他，何以某一件工作比另一件更花钱，他会指出，当中凝聚了更多的劳动。除了为劳动力付钱外，还得为木材付钱。但假如你再仔细推敲，那么你会发现，你是在间接地为凝聚在植树、伐木、运输，锯料等等过程中的劳动付钱。这个思考暗示一个一般的道理，即你须为劳动所付的钱，或者说为你要买的任何商品所付的钱，与其中的劳动量成比例，即大致按生产这件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付钱。

我说“大致”，因为实际的价格会涨落。但至少像它显示的那样，在这些价格背后，总有一些更为稳定的东西，也就是价格围绕它波动的平均价格，它叫做这件物品的“交换价值”或者简称“价值”。运用这个一般的道理，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定义为生产（或再生产）这个商品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时数。

接下来，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差不多一样简单。这也是马克思从他的前辈那里修正过来的。（恩格斯断定他大概错了，但我依他所说马克思的主要源泉是李嘉图。）剩余价值的理论，试图在劳动力价值理论的限度内回答这个问题：“资本家怎样获得利润？”假如我们假定他工厂生产的产品按其真实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即按照生产它们的必要劳动时数出售，那么资本家获得利润的唯一方法是付给工人少于其全部生产价值的工资。这样，工人收到的工资不等于他工作的时数。

我们可以由此把他的工作划分为两部分，他用来生产等于其工资的价值的时间以及他用来为资本家生产价值的时间，而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工人生产的全部价值分为两部分，即等于其工资的部分，以及余下的，叫剩余价值。这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盗取，它也是资本家利润的基础。

迄今为止，事情的底蕴还是够简单的。但这里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困难。引入价值理论，是为了解释所有商品交换的实际价格；而它还假定，资本家在市场上可以收回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也就是对应于其生产时数的价格。

但在劳动市场上，工人并没得到他卖给资本家的商品的全部价格，看来他是被欺骗了，要么是被抢夺了，不管怎样，他的工资违反了价值理论，价值理论说商品的价格至少大致由价值决定。（恩格斯说，马克思称作“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他断定由于他们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了这个学派的衰落。）

似乎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困难的办法。资本家垄断了所有生产资料，这种超级的经济力量可以欺负工人，使他们签订违反价值规律的合约。但这种解决办法（我认为它描述事实十分有理）完全破坏了劳动力价值理论。因为现在结果是，某种价格，也就是工资，并不与其价值对应，连最起码的近似也不是。这就招致了别的可能性，用同样的理由，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别的价格。

这就是马克思欲挽其劳动力理论于既倒的局面。运用另外一些简单而巧妙法子，他成功地表明剩余价值理论不仅与劳动力理论相容，而且前者可由后者严格地推导出来。为了达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只须自问：精确地说，工人卖给资本家的是什么商品？

马克思的回答是：不是他的工作时数，而是他的全部劳动力。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购买我租用的是工人的劳动力。暂时让我们假定，这种商品按其起初的价值出售。它的价值是什么？按照价值的定义，劳动力的价值是生产或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工人（及其家属）所需的生存资料，只需要劳动时数。

这样马克思就到达了以下结果。工人全部真实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生产其生活必需品的必要劳动时数。劳动力就按这个价格卖给资本家。假如工作可以比之干得更长时间，则他的剩余劳动归他的劳动力的买主或租用者所有。劳动生产力越高，也就是说，一个工人每小时生产越多，就只需要越少时数来生产其生活必需要品，就会有更多的工时被剥削掉。这表明资本家剥削的基础是高度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如果一个工人生产的产品少于他自己一日所需，那么按照价值规律，不可能剥削；要剥削，只有靠欺骗，抢劫或谋杀等手段。但是，一旦引入了机器，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一个人可以产出大大超过个人需要产品时，资本家就有剥削的可能了。

即使在“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件商品，包括劳动力，都以其真实价值买卖，也可以剥削。在这样一个社会，剥削的不公，并非因为工人没有按其“公正的价格”得到其劳动力的劳，而毋宁是因为他贫穷得不得不出卖他的劳动力，而资本家则富足得足够购买大量的劳动力并从中榨取利润。

通过这样推演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拯救了一度面临倒台的劳动力价值理论；我觉得整个价值理论（即有关存在一个价格围绕它上下波动的“客观的”真实的价值的理论）是与之不相干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乐于承认这是第一流的理论上的成功。

但马克思比拯救一个最初“由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发展的理论要做得更多。一下子，他就给出了剥削的理论，又给出了解释为什么工人工资总是围绕生存线（或饥锇钱）波动的理论。但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倾向于采用自由主义的法律外衣，这样解释与他的法律制度的经济原理相容。因为新的理论让他得出结论，认为一旦引入了新机器，劳动生产力倍增，就有可能利用自由市场而不是靠野蛮的强力来剥削，可以依靠在法律和自由道貌岸然的“形式上”的公正平等来剥削。他断言，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而且是“靠对别人的劳动力剥削维持生计的体系，但劳动力，在形式上，是自由的。”

为了解释清楚价值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说清楚，买者何以不可能贱于商品“价值”买进，而卖者何以不可能贵于商品“价值”卖出。那些相信劳动力价值理论的人，对这个问题看得多少更清楚。他们这样回答：为了简单与近似起见，我们先假定了完全的自由竞争，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假定只有这样的商品实际上可以无限量地生产（只要能得到劳动力）。

现在先让我们假定这个商品的价格高于它的实际价值，这就意味着这一商品的行业将赚取超额利润。这会鼓励各类厂商都生产这种商品，而竞争会压低价格。相反的过程是商品在其真实价值之下卖出。这样价格就会波动，最后趋于商品的价值。换言之，供求关系的机制在竞争下支配着价值规律。

在马克思那里常常可以发现这类思考，例如《资本论》第三卷，他试图解释为什么各行业的利润倾向于互相接近并自我调节到某个利润平均值的现象。这种思考方法同样用在第一卷，尤其是在为了表明为什么工资被固定在生活线或饥饿线上那么低时。

很清楚，再低，工人实际上就要捱饿，劳动市场上劳动力供应就会消失。但一个人生存多一天就会再生产多一天；而马克思试图详细地表明（如同将在第四节看到的），为什么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制会制造剩余人口，即产业后备军。因为工资一旦略高于饥饿线，就总会有不仅是充分的而且是多余的劳动力供应，马克思说，这会阻止工资的上升：“产业后备军持续对就业工人队伍造成压力；……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运作的背景是剩余人口。剩余人口限制了这样一个幅度，在这个幅度内，这个规律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家剥削和控制的欲望。”

况且，马克思意识到，供求关系对于解释所有非自由竞争的情况都是必须的，而在那里他的价值理论却明显无效；例如，垄断可以长期把商品的价格置于其“价值”之上的情况。马克思把这种情况视作例外，这很难是正确的观点；但就算是便外吧，垄断的例子表明，他的价值规律不仅需要供求关系，而且后者应用更广。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足够明显看到，这样的环境会迫使工人在低薪下长期工作；换言之，允许资本家“侵占他们劳动成果最美好的部分”，而在马克思这个琐碎的论证中，也没必要提及“价值”。

因此，价值理论变为马克思剥削理论中完全多余的部分；不管价值理论本身是对是错，对剥削理论来说它都是多余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剩余人口理论的话，消除了价值理论后剩下的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无疑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忽略通过国家重新分配财富的情况）存在剩余人口，必然导致饥饿线工资，并引起贫富分化。（有一点不太清楚，而马克思又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会持续出现超出需求的劳动力供给。因为，要是“剥削”要人那么有利可图，资本家迫于竞争的压力，怎么会不被迫通过雇佣更多工人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呢？换句话说，他们怎么会不在劳动力市场互相竞争，从而把工资提升到不再能榨取工人更多利润以致无从剥削那一点上呢？马克思回答见下面第五节

“因为竞争迫使他们投资更多的机器，以制他们不能增加用作工资的那部分投资。”但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即使他们把资金花在机器上，他们也只能通过购买劳动力来建造机器或者促使别人购买劳动力来实现，这就会增加劳动力的需求。从这些理由来看，马克思观察到的“剥削”的现象，并非像他相信的，是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机制造成的，而是由于另外的一些因素尤其是生

产力低下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的结合所造成的。）但对这种现象详尽而令人满意的解答还没有找到。

我认为，即使马克思的分析有不足之处，他为解释“剥削”现象所作的努力也配得上最崇高的敬意。（正如上一节末尾提到的，即使现在也还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理论）。当然必须说明，马克思预言，他所观察到的环境，不革命就永远不会改变，则他错了；他预言这些环境会恶化，他更错了。事实已经反驳了他的预言。

况且，即令他对一个放纵的、没有干预主义的分析是有效的，他的预言化论证仍旧不足为信。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苦难增加的趋势，只是在劳动力市场是的自由的在一个完全放纵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产生。

但是，一旦我们承认工会的可能性，集体议价的可能性，罢工的可能性，那么（他的）分析所依据的假定就不再适用，整个预言的论证也就垮台了。按照马克思自己的分析，我们本应预料这种发展要么被压制，要么就是等同于一场社会革命。因为集体议价，可能通过建立一种劳动力垄断，与资本的垄断的相对照；这可以防止资本家利用产业后备军来压低工资；而这样可以迫使资本家满足于低利润。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呐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真的是对放纵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能的回应。

但我们也看到，为什么这声呐喊必然地开辟了国家干预的全部课题，为什么这很可能导致放纵的制度的终结，导致了一个新的制度，即干预主义，能够在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

因为资本家不可避免与工人联合的权力相竞争，他们声言工会定会危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自由。放纵主义于是面临一个问题（这是自由的悖论的一部分）国家应该保护哪种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还是穷人联合起来的自由？不论采取何种决定，都要导致国家干预，导致在经济领域使用有组织的政治权力，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工会的政治仅力。在所有情况下，它导致国家对经济的责任的扩大 ，无论这些责任是否被清楚地赞许。而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分析所依据的假定烟消云散。

苦难增加的历史规律的推演因而是无效的。所剩下的，只是百年前工人苦难生活的生动写照，以及像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当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所谓当代社会，是指一百年前放纵的资本主义社会）试图解释这种苦难生活的英勇尝试。但它竟担当一个历史预言的角色，它竟用来推算某些“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则他的推演就只能是苗而不秀，劳而无功的。

马克思的分析的重要性，很大程度是由于他那个时代确实存在而且延续至今天的剩余人口（我曾说过这还几乎没有得到满意的解释）现象。但是，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本身不断制造剩余人口，以便压低就业工人的工资，他支持这种规律的论证过程，我们至今还没有批判过。但这个理论不仅本身巧妙而且有趣；它同时也包含着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大萧条理论，这个理论显然建立在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不能忍受的苦难而导制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上。

为了尽我所能加强马克思的理论，我对它稍作了修改（也就是，区别了两类的生产机器，即纯粹为了扩大规模的，和另一种为了密集化的）。但这种修改用不着引起读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疑虑，因为我根本不准备批评这个理论。

经过修正的剩余人口的理论和经济周期的理论可以概括如下。资本积累意味着资本家把部分利润用在机器上；也可以说是资本家只把真实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消费，而另一部分用于机器。这些机器，要么用作扩大工厂等，要么用于提高现成工厂中的劳动生产力来强化生产。

第一种机器可能增加就业，而后者令工人变为多余，在马克思年代叫做“闲置工人”（setting the worker at liberty），今天有时叫做“技术性失业”。从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大致是这样运转的。一开始我们假设，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现了普遍的工业扩张，于是部分产业后备军就被吸收，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就会解除，工资呈现上升趋势。

一个繁荣的时期开始了，但在工资上升的时候，某些改进了密集生产的机器和某些先前由于低工资无利可图的机器，就会变得有利可图了（既使这种机器的价格会开始上涨）。于是就会生产出很多制造“闲置工人”的机器。只要这些机器仍在制造的过程中，繁荣就会持续。（这种变化中，马克思强调利润率降低，这将在下面第节中讨论）。工人会被“闲置”也就宣告捱饿。但由于失去许多顾客，导致家庭市场的崩溃。结果，大量扩大工厂的机器空置（最先是较为低效的机器），这就导致更进一步的失业和市场更进一步的崩溃。这么多机器现在被闲置，证明大量资本变得不值一钱，许多资本家无法偿清债务；于是加深了金融危机，导致资本生产的完全停滞，等等。

但当萧条（或如马克思所说“危机”持续的时候，复原的条件也正在成熟。这些条件主要是产业后备军的壮大以及随之而来工人承受饥饿工资的心理准备。在很低的工资上，即使萧条市场上价格很低，生产还是有利可图的；而一旦生产开始，资本家又开始积累，购买机器。由于工资很低，他们会发现，使用那种制造闲置工人的新机器（大概当时新发明的）还是不合算。起初，他情愿购买扩大生产的机器。这导致就业缓慢地扩大，并恢复家庭的消费市场。繁荣又再次到来。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起始点。这个圈就画圆了，这个过程还可以再来一次。

这就是经过修正的马克思的关于失业和经济周期的理论。我已经承诺，我不打算批评它。经济周期理论是很棘手的问题，我们懂得的还不够（至少是我）。上面概括的理论很可能是不全面的，尤其是那些存在建立在发放信贷的货币系统的地方，以及囤积货币的作用，这个理论都没有详细阐述。

但是，尽管或许如此，经济周期的事实是不能反驳的，马克思强调了它作为社会问题的意义，正是他的杰出之处。但尽管承认了所有这些，我们还是可以批评马克思建筑在其经济周期理论之上的预言的。首先，他肯定萧条会恶化，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工人的痛苦程度上都如此。但他并没有给出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明（大概除了现在要批判的利润率下降的理论）。但假如我们看看事实的发展，我们应该说，即使对比那些向工人承诺要对抗失业的国家，失业工人的情形，尤其是心理状况的可怕程度，马克思时代的要恶劣得多，差别大得简直不可同年而语。但这并非我要说的要点。

在马克思的年代，没有曾想过现在叫做“反周期政策”的国家干预技术，而的确，这种思想对放纵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即使在马克思之前，我们就发现有开始怀疑、甚至调查英格兰银行在萧条时期的信贷行为的明智之举。）

但是，失业保险，意味着干预，因而增加了国家的责任，这很可能导致反周期政策的实验。我认为这样的实验并不一定会成功（尽管我相信最终会证明这些实际并不困难，而实际上，瑞典，已以表明在方面可有所作为）。但我要最强烈地断言，那些坚信通过渐进手段消除失业是不可能的人，与无数论证航空技术永远劳而无获的人（他们生活在马克思之后）实属同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而他们有时的确这么说，马克思已经证明经济周期政策和类似的政策是无用的，则他们只是在胡说罢了。

马克思研究的是放纵的资本主义，而他从未梦见过干预主义。因此他从未研究过系统干预经济周期的可能性，更别说他给出了不可能干预经济周期的证明了。真是奇怪，正是这些人，一面埋怨资本家面对人类的苦难不负责任，自己一面不负责任，不用我们可以学会如何解除人类苦难（像马克思说的，成为我们社会环境的主人）的实验来反驳这种教条主义的断言。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很不清楚，在他们既得利益的名下，人们是在压制进步；他们并没有认识到，除了物质投资还有智力投资，任何运动，像马克思主义运动，变成了各种既得收益的代名词，那是多么的危险。

这里要开始讨论另一点。正如我们看到，马克思相信失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机器上的小部件，用来压低工资，用来更方便地剥削工人；增加的苦难对他来说含了就业工人的苦难的增加，而这些是密谋的所在。但即使我们相信这个观在他的时代说得通，作为一个预言，则已经被后来的经验彻底驳斥了。

马克思时代以来，各地就业工人的生活水准提高了，而且（正如帕克斯（Parkes）在他对马克思的批判中强调的，由于价格比工资下降得更快，即使在萧条时期，就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趋于上升。比如，上次大萧条时就是这样）。这是对马克思强有力的反驳，尤为甚者，事实上失业保险金的负担不是落在工人身上，而是落在厂商身上，由于失业，厂商受损而非如马克思的所策划的间接获益。

至今所批判过的马克思的学说，仍旧没有真正触及到第一步的至关重要的一点证明；也就是说，积累使资本家受到强大的经济压力，他被迫承受破坏自身生产的痛苦，同时把压力转嫁到工人身上；以至资本主义只能推翻，不能改良。马克思试图在旨在建立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论中证明这一点。

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也就是利息率；即每年资本平均利润除以全部投入资本的百分比。马克思说，这个比率由于资本投资增长加速而趋于下降；因为资本积累比利润上升要快。

马克思试图证明这一点所使用的论证也是很巧妙的。正如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竞争，迫使资本家投资提高劳动生产力。马克思甚至承认，通过提高生活力，他们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福利：“这是资本主义走向文明的一面，即它榨取剩余价值，是在一个比从前的形式（如奴隶制和和家奴制，等等）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更有利于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建设社会的方式和环境下进行。因此，它甚至改造了自然；而在任何时刻，无数有用的商品，都是依靠劳动生产力的。”但对人类的这种福祉，不仅不含资本家的善意，这种受迫于竞争的举动还是违反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原因如下。

任何工业家的资本可以分为以下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投资土地，机器，原材料等等。另一部分用作工资。马克思把第一部分叫做“不变资本”，第二部分叫做“可变资本”；但由于我认为这两个词容易误解，就把这两部分分别叫做“固定资本”和“工资资本”。马克思说，资本家只能通过剥削工人获得利润，即通过工资资本。固定资本是他迫于竞争所不得不附带的一种净值，即使它不断增加。但这种增加，并不相应地带来利润的增加；只有工资资本的扩大才能牟取余利，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物质部分的资本相应于它的工资部分逐渐增长。因此，总资本也增加了，但无利润补偿；也就是说，利润率必定下降。

这个论证现在经常被质疑；真的，在马克思之前很久，它就已经被转弯角地非难了。撇开这些非难不说，我相信马克思的论证还是言之有物的；尤其是当我们把它与他的经济周期理论相提并论的时候。（我会在下一章再度简论这一点。）但我在这里要质疑的是这个论证与苦难增加理论的联系。

马克思认为两者是这样联系的。假如利润率趋于下降，那么资本家就面临破产。他力所能及的就是“榨取工人”，即加强剥削。为此，他延长工时、加大工作量、降低工资、提高工人生活费用（通货膨胀）、剥削更多的妇女和儿童。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在于竞争和追求利润是互相抵触的，在这里激化到极点了。首先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迫使资本家积累和提高生产力，于是降低了利润率。然后，它又迫使资本家加强剥削到忍无可忍的地步，随即恶化了阶级关系。因此，妥协就不可能了。这些矛盾不能消除。它们最终必定断送资本主义的命途。

这就是主要的论证。但它令人信服吗？我们必须牢记提高生产力正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只有工人能制造出远远超过他们和家属所需的产品时，资本家才能掳掠剩余劳动。提高生产力，在马克思的字典里，就是增加剩余劳动；这既意味着资本家可支配的工时的增加，此外也意味着单位小时产量的增加。换言之，这意味着利润大大增加。马克思承认这一点。他并非说利润下降；他只是说资本比利润增加得快得多，以致利润率下降。

当然，这种情形的确包含危险的因素。那些希望有稳定的或上升的利润率的资本家会郁郁寡欢，而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他更黯然神伤。但这些与马克思的激流般的结果无甚相干。

这样，我就分析完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论证，即马克思提出的推导苦难增加规律的论证。

放纵的资本主义一去不复返了。自马克思的时代起，民主干预主义已经取得了更大的发展，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已经可以真正地消除苦难了。这表明，尽管有许多重大的失误，但已经大有作为了，这应该激励我们相信我们会更有所作为的。任重道远，只有民主干预主义才有希望。这靠我们实干。

我不相信我简介的这个辅助猜想可以挽救苦难增加的定理，因为个辅助

猜想本身已被历史驳倒。像北欧的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更不用说美国了，尽管在那里没有殖民剥削的影响，但民主干预主义保障了工人高度的生活水平，这太不能支持那个猜想了。更何况，比较一下“剥削”的殖民国家，像荷兰，比利时，我们看到工人在殖民过程中取得利益，因为这两种国家的工人照样以差不多的方式闹工潮。更何况，尽管强加在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写下了人类文明史中最为黑暗的篇章，但也不能说，自从马克思时代以来，他们的苦难有增无减。事实正相反；情况大为改善了。但是，如果还存在这个辅助猜想以及原本的理论都还成立的地区的话，那么那里的苦难增加将令人瞩目。

正像我要第二步和第三步所做的那样，我要让大家看看马克思预言的第一步论证对马克思政党政策的实际影响。

社会民主党，迫于事实的压力，心照不宣地放弃了苦难程度加深的理论，但他们的政策还是以苦难增加范围会扩大的假定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无数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会持续增长。

他们从不怀疑《共产党宣言》中的断言，即“从前所有历史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无产阶级运动是自觉的、独立的，由极大多数人参与，为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他们自信十足地等待那一天，阶级觉悟和阶级自信令他们赢得选举的大多数。他们熟视无睹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业工人形成过大多数，更别说“极大多数了”，统计学也从不显示他们的人数在增长。他们并不领会，民主工人党要堂堂正正地存在，就永远还需要准备与别的政党例如代表中产阶级、代表农民的政党妥协甚至合作。

他们也并不晓得，他们如果单独代表大多数人口治理国家，他们就得改变的整个政策，不再主要地、甚至仅仅代表工业工人。当然，所谓更换新的政策，可不等于幼稚地断言，新的无产阶级政策（像马克思所说）“把郊外的生产者置于其市中心智炬盛明的领导人之下，工业工人是他们福利的天然托管人……”

但共产党的见解就不同了。他们一丝不苟坚持苦难增加的理论，坚信暂时的工人资本家化的动因一旦消除，则不论在程度上还是在广度上的苦难都会增加。这个信念大大有助于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他们的理论的“内部矛盾”。

他们的策略够简单了。多亏马克思的预言，共产党人明确知道，苦难必定很快增加。他们也知道，要赢得工人的信任，就要为他们战斗，与他们并肩争取改善命运。这两个前提明显地决定了他们总策略的原则。让工人要求他们应得的一份，支持他们争取衣食住行的持久斗争中的每一项具体行动。无论哪一项特殊的政治还是经济的要求，都与他们并肩争取。这样你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而同时他们又领悟到，这些零星的斗争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不搞大规模的革命就没有进步。理由是，这些零星的战斗势必失败；我们从马克思那里知道，资产阶级不可能不断地妥协，而最终苦难必定增加。

因此，工人每天反抗压迫者的斗争，只有一个有用的结果，就是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只有团结，以及坚信只有靠大革命才能脱离苦海，才能赢得战斗。要到了这一步，一决雌雄的时辰就到了。

这就是理论，共产党人亦步亦趋。开始，他们支持工人改善生活的斗争。但与所有期待和预言相反，斗争富于成效。要求被满足了。很显然，那是因为工人太老实了。

因此应该要求得更多。但要求又被满足了。而且随着苦难的减缓，工人怨声渐平，更喜欢集体商议工资，而不是密谋革命了。这时共产党人发觉他们的政策必须先冻结起来，要让苦难增加办法奏效，要有所作为。比如，要发动殖民地的骚乱（即使在那些革命没有成功希望的地方），为了达到抵抗工人资产阶级化的总目标，应该采纳各种煽动动乱的策略。可是，这些新的做法失去了工人的信任。

共产党成员流失，剩下缺乏政治斗争实际经验的人。他们恰恰失去了他们所说“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心照不宣的原则是：“情况越糟，就越好，因为苦难会加速革命”，这令工人们满腹狐疑这条原则贯彻得越彻底，工人就担心处境就会越糟糕。工人是现实主义者；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就要改善他们的命运。

因此，又应该冻结这个政策，即既不得不为工人眼前利益战斗，同时又期待相反的结果。这样，这个理论产生了最后阶段的混乱。现在分不清谁是叛徒了，因为背叛可能原是忠诚，而忠诚则可能是背叛。那些追随这个党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们认为（我相信他们的确这样认为）这是唯一茁壮成长的基于人道立场的运动，而尤其是因为这是一场建立在科学理论上的运动，这些人现在必定要么离开它，要么割舍他们智力上的正直；因为他们现在必须盲目地相信某些权势。最终，他们定会变为神秘主义者理性论证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