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对预言的评价

马克思的历史预言所依据的论证是无效的。他试图从对当时经济趋势的观察总结出结果预言的机智的尝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论证所依据的表面事实有误。马克思对当时社会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毕竟是一家之言，但就算有点偏颇，其卓越超群的见地也仍旧形诸笔墨。他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决定论的贫乏，事实很简单，纵使看到俨然为历史趋势或倾向的东西，我们也说不准它明天是否还一样。

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洞见了许多事物。假如我们把他的预言用在他所熟悉的放纵的资本主义制度上，指出它的卫道士声称它将千古不变是错误的，则我们得说马克思说得对。他认为主要是靠“阶级斗争”，也就是工人的组织带来走向新经济制度的转变，这也是对的。但如果说马克思预见了新的制度，干预主义，另一个名字是社会主义，则我们走得太远了。事实是，对于前面是什么，他没有一点哪怕是模糊的感觉。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与干预主义的任何形式都大相径庭，甚至别于俄国的模式，因为他深信不移，独立运动会消除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实际世界无处不在发展干预主义。

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上一章第四节讨论过）大概可以如下概述：即使自由市场固有的规律产生充分就业的倾向，这个导致劳动力短缺的倾向也会刺激发明家制造并引进新的节省人力的机器，于是（先是短期的繁荣）产生新的失业和萧条的浪潮。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有多少真理的成分。我在上一章说过，经济周期是一个困难的课题，我不想展开讨论。但既然马克思生产力提高的论点是经济周期理论的一个支柱，（这一点我很看重）请容我发凡起例，支持这一论点。

下面开列的可能性当然是很不完整的；但构造出它们的方法是，一旦劳动生产力有所提高，则其中至少一种，往往同时多种可能性会实现并发展到足以平衡生产力的提高程度。

（b）某部分人口的（例如，某些阶级）。

（C）劳动时间减少

（a）每日工时减少；

（b）非工业工人人数增加，而尤其是

（b 1）科学家，医生，艺术家，企业家等等增加。

………………………。

（b 2）失业人数增加。

（a）销毁消费品；

（b）资本物品的未被利用（工厂空置）；

（c）生产非消费品及（A）类货品，例如武器；

（d）劳动力用来销毁资本货品（于是减低生生产力）。

好，很明显（A）本身不能恢复良性平衡，所以尽管它很重要，还是必须与别的发展并行。可以理智地认为，如果如果没有机构确保可取的发展以抵制生产力，那么那些不受欢迎的情况就会抬头。（A）有效地反映全局情况，除了生产军火这种情况外，所有这些不受欢迎的发展都会引致（A）的急剧下降。

不管什么叫“解释”，上面的考虑都不能“解释”军火生产和战争，尽管军火生产和战争可以解释极权国家抵制失业的成功。我认为军火生产和战争也不可以“解释”经济周期，尽管它或许有助于主要运用货币和信贷问题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例如，（A）的减少量，可能就等于本可作为投资的储蓄量这个问题既重要，又广为讨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假如这个理论完全可靠）也很难启发囤积货币的解释；因为假定一段时期内急速积累会导致利润下降，这会打击投资，鼓励囤积，并降低（A）。

但所有这些还不是经济周期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任务很艰巨。它的主要

任务将是解释，为什么自由市场的机制，这个平衡供求这么有效的机器，不足以阻止萧条，即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呢。换言之，我们应该表明，市场上的买卖生产了一个我们行动引致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即经济周期。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恰恰是以此为已任的；而上面简述的生产力提高后的可能效果至多只能作为这个理论的补充。

我不打算评论所有这些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但我很清楚即使现代理论完全代替了它们，它们也是极有价值的。马克思广泛研究这些问题，使他倍受注目。至少时至今日，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生产力提高的趋势在延续：经济周期也在继续，也导致了干预主义者的逆向手段，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管制；经济周期导致了放纵的资本主义垮台的事实也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此外，我们还要加上另外一些成功的预言，即工人组织是这一进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机构分析法是他关于经济周期理论和剩余人口理论的基础。即使阶级斗争的理论，也是机构化的；这是分配财富和权力的机制的一部分，这个机制提供了最广义的集体议价（collective bargaining）。这些分析中，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或是阶段，时期，或者趋势，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武断的历史决定论式的结论，诸如“不可阻挡的发展规律”，“历史不能愈越的阶段”，无一证明是成功的预言。

马克思只在他分析机制及其功能的时候是成功的。反之也是真的：他的武断的、激流般的历史预言无一落入机构分析的范围。无论怎样用机构分析法来支持这些激流般的历史预言，其论证也不足为信。

真的，从马克思自己的高标准来看，越是激流般的预言，它的知识价值就越低。它们如意算盘当当响，却缺乏政治想象力。粗略地说，马克思赞同他那个时代的“资本家”的工业进步的信仰“信仰进步的规律”。但这种幼稚的历史乐观主义，无论是黑格尔（Hegel）和孔德（Comte）的，还是马克思和密尔（Mill）的，以及像柏拉图（Plato）和斯宾格勒（Spengler）的历史主义一样，不可置信。而这即使对预言来说也不是好的装备，因为预言必定要激发历史想象力。

真的，有必要认识到任何不带偏见的政治观点都包含一个原则，即在人类事务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更具体地说，没有什么可想象的发展，可以因为它违反所谓的人类进步趋或任何别的所谓“人类本质”而排除在可能性之外的。H、A费舍尔（H. A. Fisher）写道：“进步的事实，白纸黑字写满了史册；但进步并非大自然的规律。人代人所得可能为下一代人所失。”基于事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原则，值得指出，马克思的预言也可能实现。正如19世纪进步乐观主义的信仰可能变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它可以有助于实现它所预言的蓝图。

因此即使是一个应验了的预言也不能毫不迟疑地当作理论的确证，并作为该理论的科学标志。这宁是它的守教特性的结果，是其宗教特性可激励人类的证明。而马克思主义带有宗教因素是决对不会弄错的。在工人们水深火热、一文不名的时候，马克思的预言让他们为其使命所激励，他教诲说他们的行动孕育着全人类的伟大的末来。

回顾1864年到1930年间的事件，我认为要不是一些意外，即马克思使社会技术研究失去信心，欧洲的事务本会在这个宗教式预言的影响下，朝着非集体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迈进。为社会工程和构思自由的充分准备，大致会导致无可置疑的成功，令开放社会的朋友折服。但这并非科学预言的确证。这本会是宗教运动的结果信仰人道主义和为改变世界运用严格的理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