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贵报同时刊登了两篇文章，相映成趣，发人深省。一篇《挽救市场》，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文章分析金融危机和汇率制度；另一篇《是金融危机，还是政治危机？》，作者是航空航天部曹锐博士，文章建议我央行“密”议粉碎欧美集团统治世界的梦想之事宜。有趣而令人深思的地方，在于两位作者恰恰体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思维方式。

早在1790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经济学家兼下院议员P.S.杜邦就指出：“尖刻的讨论很容易将人们引向一个坏习惯：即假定别人的动机不良。在动机问题上宽宏大量是非常必要的；应该相信人们的本意都是好的，而且的确这样。不高明的逻辑学家不自觉地犯下的罪过，比坏人有意地去干的还要多。”两个世纪后，这段话成了弗里德曼教授经常引用的至爱箴言。

无独有偶，当代政治哲学家K.波普尔爵士也指出：“阴谋理论认为，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坏事，象战争、失业、贫困，都是某些有权势的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这个观点广为传播，虽然我相信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迷信。”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海耶克，则以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认同了这个观点，他不仅认为社会问题并非来自阴谋，更认为良好的愿望反而容易导致灾难。

社会科学的进步教育了人类：愿望与结果往往无关。社会科学的任务，恰恰就在于发现种种事与愿违的现象的内在规律，并从改善社会制度、而不是从改造人性入手，解释世界、造福人类。

面对金融危机，大量学者从金融制度和政策结构的角度总结了教训。但仍有一些阴谋理论的信奉者，从捕捉阶级敌人的动机出发，推出许多耸人听闻的结论。

曹博士的文章提到：“西方国家不甘心在香港的失败，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我不禁要请教博士：是不是伊拉克不甘心在科威特的失败，于是有步骤地颠覆了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是不是阿根廷不甘心在福克兰的失败，于是授意索罗斯，有预谋地迫使英镑大跌？是不是美国不甘心在朝鲜的失败，于是密谋了北韩的连年饥荒？

甄选事实，确实可以编织一套套阴谋故事；“阴谋”两字，确实足以解说一切社会问题。但是，这等阴谋论招式，不仅不能经受推敲，更无法找出问题的症结。假如港元风波的根源真的就在于欧美集团统治世界的阴谋，那么要消灭阴谋，就不得不消灭这个集团了。

可是，即使美国化灰，北韩也不会繁荣；即使英国沉没，日本的坏帐也依然如故。难道金融市场的骨牌效应，不是正好体现了全球“唇齿相依、一损俱损”的道理吗？

博士还提到，美国股市连续六年高涨，根据基督教义，第七年是“喜年”，应该什么也不收获，所以欧美国家准备好今年歉收了。这种天马行空的联想，令人捧腹之余，也教人猜疑：莫非经济变动的客观规律也在暗中学习圣经吗？